阿联酋药品市场资料来源：艾昆纬信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数据收集截止日期为2021年12月31日，共收集整理药品数据6 792条。我国药品品种数据选用陈新谦《新编药物学》（第18版），2018年12月印刷，主要是受我国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药品数据信息系统查询权限限定，无法从系统中快速全面地识别并获取药品品种和剂型数据，而《新编药物学》是我国医药工作者的重要专业参考典籍，其权威性和专业性被广泛认可。

因中阿两国药品品名的标识方法不同，为便于研究，根据国内统计习惯，笔者将药物中起主要治疗作用的成分及其复方成分定义为主成分，主成分名称相同的药物为一个品种；同一品种而生产厂家、剂型、剂量规格不同的药品，被描述为不同品规。采用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解剖学治疗学及化学分类系统（ATC）代码^[2]对药品品种进行标记归类，通过Excel表格的统计功能，对所有药物主成分进行分类比较，计算中阿两国药品品种重合数，并比较药品品种和剂型的异同。

参照WHO的ATC系统分类法，将药物划为5个级别。一级分类下将药物分成14大类，笔者按照ATC代码的第一位字母，即解剖学分类进行分析，比较中阿两国药品品种，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当前阿联酋的药品品规数有5 395个，品种数有1 637个，其中，阿联酋消化道及代谢、全身用抗感染药、心血管系统用药的品规数位列前三，消化道及代谢、皮肤病用药、抗肿瘤药和免疫机能调节药的品种数占前三。目前我国的药品品种数有1 558个，中阿两国药品品种重合数为604个，占阿联酋药品品种的构成比为36.90％，与我国药品品种的重合率为38.77％。从药品品种的重合上看，中阿两国药品品种差异主要集中在神经系统用药与抗寄生虫药、杀虫药和驱虫药等分类，而呼吸系统、非性激素和胰岛素类的激素类全身用药品种差异并不显著。

为进一步对比分析中阿两国药品品种的异同，按ATC代码中治疗学和化学分类再进行分析后，发现5类药品品种的差异较为显著，即消化道及代谢用药、心血管系统用药、全身用抗感染药、神经系统用药以及抗寄生虫药、杀虫药和驱虫药。

由表2可知，阿联酋现有的消化道及代谢用药品种数接近我国品种的两倍，其中增量品种主要集中在维生素类、微生物止泻药和口腔科用药。在维生素类药品中，阿联酋市场多为复合制剂，主要是维生素A、维生素B族、维生素C、维生素D和生物素等多种维生素的组合，及其与其他矿物质、微量元素以及动植物成分的复方制剂。因《新编药物学》中仅以多种维生素片进行概括，从而表现为该分类下两国品种的重合数较少。在止泻微生物方面，我国市场主要供应的药品品种是双歧杆菌活菌、枯草杆菌活菌、凝结芽孢杆菌、布拉氏酵母菌等单一菌种药物，只收录了两个品种的复方药物，即双歧杆菌四联活菌和双歧杆菌嗜酸乳杆菌肠球菌三联活菌。但阿联酋药品市场提供了更多的联合菌种品种，如枯草芽孢杆菌、嗜酸乳杆菌、保加利亚乳杆菌、干酪乳杆菌、副干酪乳杆菌、胚芽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唾液乳杆菌等的多菌种联合品种，最多时有8个止泻微生物同时存在于一个品种中，这造成了两国品种量的统计显示差异较大。在口腔科用药方面，阿联酋口腔科用药虽然品种多，但主要集中在口腔局部治疗用抗感染药和灭菌药，而我国还提供了口腔局部治疗用皮质甾体激素类药，例如氢化可的松、曲安西龙。

中阿两国的心血管系统用药品种数比较见表3。

由表3可见，我国在心血管系统用药分类下药品品种数量远超阿联酋，尤其体现在心脏病治疗药中的强心苷类、非强心苷类心脏刺激药、抗心律失常药和治疗心脏病用血管舒张药的品种都多于阿联酋。但是，阿联酋作用于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心血管系统药物品种较多，其中血管紧张素II受体阻滞剂与利尿剂或钙通道阻滞剂的复方产品，如氢氯噻嗪/厄贝沙坦、氨氯地平/缬沙坦等品种远远多于国内。这些复方制剂常用于单用抗高血压药不能有效控制血压的患者，通过将不同降压机制的药物联合使用，多为二联或三联，不仅有利于高效、准确控制血压，同时也可以减少不良反应和并发症的发生^[3]。

中阿在全身用抗感染药分类中的药品品种数比较见表4。根据ATC分类法，抗感染药包括抗细菌、真菌、病毒的治疗药物，以及免疫血清、免疫球蛋白和疫苗制剂。我国在抗感染药分类中的药品品种数远超阿联酋，尤其是在全身用抗菌药中，β-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四环素类、大环内酯类等常见药物的品种都多于阿联酋。随着抗菌药品种的增多，以及人们对于疾病治愈期望的增强，我国医患依赖抗菌药物治疗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抗菌药物滥用问题时有发生，导致细菌耐药问题仍较为突出，甚至出现严重的药品不良反应。这提示我国要持续加强抗菌药物使用控制制度建设，深化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的理念，不断提升管控措施、更新监控方法，以促进抗菌药物合理使用取得更好效果。

在神经系统用药中，中阿两国药品供应品种数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安定药和精神兴奋药，具体见表5。像氯丙嗪、奋乃静等抗精神病药，氯氮䓬、奥沙唑仑等抗焦虑药，氟硝西泮、司可巴比妥等催眠镇静药，丙咪嗪、地昔帕明等抗抑郁药在我国的供应品种远远多于阿联酋。这可能与阿联酋对吗啡、芬太尼等麻醉药品，以及氯胺酮、地西泮等精神药品和其他管制药物的使用管理要求较高，目的是防止管控药物滥用，保障民众的身体健康。

在抗寄生虫药、杀虫药和驱虫药类中，阿联酋药物品种较少，主要品种包括抗原虫药甲硝唑和替硝唑，抗蠕虫药阿苯达唑，体外抗寄生虫药扑灭司林，具体见表6。根据阿联酋政府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100名患者死于蓝氏贾第鞭毛虫（Giardia lamblia Stiles）感染，占当年该国传染病死亡病例的0.5%^[4]；自1997年以来，该国未再出现疟疾病例，2007年，正式宣布无疟疾病种存在^[5]。但考虑到周围国家感染性疾病发生率较高，阿联酋仍在推进制定传染病防治相关战略，主要以输入病例的诊断和检查、提供免费药物治疗为主^[6]。当然，传染性疾病发病率的降低，也与阿联酋政府在宣传教育上的持续投入，以及国家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密切相关。与阿相较，我国感染性疾病治疗药物主要集中在抗疟药和抗线虫药。抗疟药中以青蒿素、双氢青蒿素、蒿甲醚、青蒿琥酯等药物为主，辅以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复方制剂，例如双氢青蒿素哌喹片、青蒿素哌喹片、青蒿琥酯阿莫地喹片等。

阿联酋药品剂型分类及对应的品规数和品种数见表7。

阿联酋现有药品剂型194个，按给药途径分类，口服给药、注射给药、皮肤给药的剂型种类数和药品数都位列前三。其中，口服给药剂型43种，占剂型总量的22.2%，对应药品品规数3 454个，品种数1 221个，以常见的固体制剂和液体制剂为主，如片剂、胶囊剂、颗粒剂、混悬剂、溶液剂等。与我国相较，阿联酋将长效口服制剂单独归类，如长效分层片、长效胶囊等。阿联酋有注射给药剂型42种，占剂型总数的21.6%，对应品规数702个，品种数417个，以胃肠外干粉注射剂、普通安瓿、皮下给药注射剂、输液瓶、干粉输液剂型、输液袋等为主。此外，阿联酋的新型注射剂，如胃肠外预装注射器、预装笔的药品产品及品种数也较多。阿联酋的皮肤给药剂型36种，占剂型总数的18.6%，对应品规数571个，品种数324个，常见剂型包括外用普通霜剂、药用膏剂、局部用凝胶、局部用液体和经皮贴剂等。

根据《中国药典》2020年版，我国将吸入制剂划分为吸入气雾剂、吸入粉雾剂、吸入喷雾剂、吸入液体制剂和可转变蒸汽的制剂^[7]，而在阿联酋的呼吸道用药中，带附加装置的药械新组合较多，如肺用局部吸入器胶囊（RCT INHALER CAPS）、肺用局部尺度剂量的加压吸入剂（非氯仿推进）（RHQ CFC-FREE MDI）、肺用局部尺度剂量的加压气雾剂（氯仿推进）（RHP LUNG M-D INHAL）、肺用局部尺度剂量的呼吸促进的加压吸入器（无氯氟烃）（RHN BA CFC-FR MDI）等。

阿联酋作为世界高收入国家之一，其药品市场具有鲜明特点：一是政府在医药卫生领域的投入持续加大带来了药品保障水平不断提升。阿联酋政府每年将联邦预算的很大一部分分配给医疗保健部门，以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2021年阿医疗保健和制药行业总支出占GDP比重达4.73%，官方预计2022年医药总支出将达743.45亿迪拉姆（约合1 365亿人民币），同比增长9.79%^[8]。该国药品市场增长迅速，2020年药品市场价值达到129亿迪拉姆（约合238.7亿人民币），预计到2025年将达171亿迪拉姆（约合316.4亿人民币）^[9]。阿联酋对本国公民实行免费医疗制度，本国公民可以获得免费或高额补贴的公共医疗保健^[10]，在药品使用方面，阿联酋对本国公民收取一定费用，但近年来为减少个人药费支出，政府在不断提高药品报销比例的同时，还会与生产企业合作，不定期调减药品价格，提升药品的可获得性。

二是药品原辅料生产的能力较弱导致海外依赖程度较高。作为一个人口数不足千万的国家，目前阿联酋境内有21家本土制药厂，84个国际药品制造商，虽然使用了最先进的设备，采用了最新和最高的国际质量标准来生产药品，但其原料药还是完全依赖进口，且本国生产的大多数药品都依赖于国外进口的医药包装材料。因此，我国作为原料药和药包材生产大国，可借助自身优势，贴合阿联酋药品市场需求，将优势原料药和包材品种推向阿联酋，以拓宽我国医药企业的海外发展道路。

三是政府建立了完善的药品管理制度鼓励了外资医药企业的积极性。阿联酋作为高速发展的需求型市场，对药品进口表现出一贯积极开放的态度，众多外国制药公司一直从阿联酋市场中获得利润丰厚的收益^[11]，阿联酋在药品注册评审方面的法规制度较为完善，这也鼓励了很多创新药在研制国家与阿联酋的同步注册，使阿联酋药品市场更加繁荣，我国医药研发机构也可积极关注创新药在海外同步注册上市政策要求，以帮助医药企业在新药注册阶段就能顺利出海，为我国医药企业赢得更高的市场地位。另外，近年来阿联酋政府为提高本土工业水平，在药品生产方面，加大与外国制药公司合作，逐步实现药品生产本土化目标，对我国药品生产企业来说，这也是一个巨大发展机遇。

通过中阿两国同类药品品种数和品规数比较分析，发现阿联酋在消化道及代谢用药、皮肤病用药、抗肿瘤药和免疫机能调节药的品种数占前三位，而我国则是神经系统用药、全身用抗感染药和消化道及代谢用药的品种数最多，表明两国的疾病谱和发病率存在一定差异，这可能与国民经济状况、医疗保障水平、药物监管政策等有关联。经过两国药品品种具体差别比对后发现，阿联酋在消化道及代谢用药中的口腔科用药、止泻的微生物和维生素类药物的品种数远多于我国，这与阿联酋饮食习惯密切相关，阿联酋饮食中高蛋白、高热量食物消费占比接近一半，而果蔬受地理气候原因大部分依赖进口，其消费占比不足25%，因此，依靠药品补充维生素及矿物质或调节胃肠功能的需求较大。另外，阿联酋从传统的半游牧生活方式转变为现代化、城市化和技术驱动的生活方式，其特点是减少了职业、家庭和休闲时间的体力活动，再加上垃圾食品的摄入增加，肥胖症、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急剧上升，其心血管系统中的降压药和降脂药品种较丰富。在全身用抗感染药分类中疫苗类品种较多，而抗分支杆菌药物品种仅有2个结核治疗药物，以及在抗寄生虫药、杀虫药和驱虫药分类中仅有8个品种，都是阿联酋以预防疾病为主的医疗保障政策的具体体现。

根据前述分析，不难看出中阿两国的药品品种差别较大，经分析后发现具体原因如下：一是阿联酋更习惯使用复方药物控制疾病。如在阿联酋供应品种数最多的消化道及代谢用药中，复方剂型多达204种，371个品规；心血管系统疾病用药中，复方剂型有36种，128个品规；在全身用抗感染药分类中，复方剂型有18个品种，126个品规；在神经系统用药分类中，复方制剂有25个品种，67个品规；血液和造血器官用药中复方剂型多达53种，86个品规，这使得中阿两国药品品种的重合度不高。二是阿联酋上市药品品种与疾病谱关系紧密。根据阿联酋2019年统计数据显示，阿联酋全国死亡人数排名前三的疾病分别是：心血管疾病、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12]，其中心血管系统疾病治疗药物中高血压治疗药物有69个品种，320个品规；降血脂药物有17个品种，138个品规，品种总数与我国基本一致，且重合品种较多；而呼吸系统疾病治疗的上市药品数虽与我国基本持平，但阿联酋药品品种主要集中在鼻腔用药中减少鼻腔充血药，且多为伪麻黄碱、去氧肾上腺素等拟交感神经药物的复方制剂，而我国的鼻腔用药主要为局部使用的抗菌药物和糖皮质激素类药物，这可能与阿联酋不利的天气条件，如沙尘暴高发相关，包括阻塞性肺疾病、限制性肺疾病和肺癌发病率较高^[13]；另外，阿联酋目前尚无普遍流行的寄生虫传染病^[6]，在上市药品中的抗寄生虫药、杀虫药和驱虫药的品种数明显较低。三是阿联酋常用药供应能力较强。将阿联酋供应药品与我军营连平时供应药品品种（不含中药品种）对比发现，其中有69个品种是阿联酋可供应品种，约占军队营连平时供应药品品种的85.19%，可见，阿联酋在常见病用药供应上，未见明显短板。四是阿联酋对麻精药品的使用限定更为严苛。作为多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国际公约的签署国，阿联酋麻精药品只能由经国家卫生局许可的医生为住院患者开具处方，并要求必须在政府指定的麻精药品处方表上填报，原则上不允许私营机构的医生为门诊患者开具麻精药品处方，即便是门诊中的精神科患者也不行^[14]。境外人员入境时仅可携带正常数量的其他非麻精类处方药供个人使用，这类药品的进口需要获得国家卫生与预防部的许可^[9]。因此，我国医疗机构中常见精神科用药要想进入阿联酋，存在较大政策壁垒。五是阿联酋鼓励药物新剂型新装置的应用，如在呼吸道疾病治疗中，药械组合的新型装置品种使用率较高，说明阿联酋更倾向于使用新剂型提高药物利用度，我国医药研发企业未来也可加快这类药械组合的研究进度，以不断丰富国内药品市场。

受笔者研究时间限制，本研究存在一定缺陷：一是因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的药品品种数据库功能和权限设置的限定，查询到所有上市药品数据分类较为复杂，且品规统计难度较大，故选择临床治疗较为权威的《新编药物学》（第18版）作为参考对照，因此，中阿两国药品供应品种的比较结果较为粗略，仅能反映阿联酋药品市场的概貌。二是在对阿联酋药品品种分析研究中发现，一些常见的天然药、含动植物成分的复方制剂等无法按ATC编码分类，使得统计的药品品种数低于实际品种数，后续还可与国内中药品种进一步深入比对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