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教育部等三部委公布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按照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中“药学”专业进行统计，共获得双一流建设学科“药学”专业高校名单7所，分别为：北京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以上7所药学专业双一流高校在本文简称“各高校”。

检索四大中文期刊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文献检索方法：作者单位/机构=高校名称；时间范围：2014-01-01至2020-12-31；通过主题/篇名/关键词，将学科范围限定为药学。剔除重复的文献，以及新闻稿、会议纪要、纪念专栏等非研究性文献。英文文献检索Scopus数据库，按“1.1”项下的高校名单，检索2014至2020年发表的药学类期刊论文。

按照《世界学术期刊影响力指数（WAJCI）年报》评价刊（共13 088种）降序排列，遴选药学学科排名前25%的为Q1区期刊；排名26%～50%的为Q2区期刊；排名51%～75%的为Q3区期刊；剩余的为Q4区期刊。

经汇总得到2014至2020年各高校共发表论文12 028篇。从发文趋势上看，7年间发文量逐年递增，2017至2019年间涨势明显，增幅分别达8.70%、8.97%和14.42%。但2020年各高校发文量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原因可能为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所影响。

以2017年为时间节点，对比2014至2016年与2017至2019年，双一流高校作者在国际刊与国内刊上的论文发表情况（见表1）。

从表1的合计项可以看出，国际期刊上发文总量为10 015篇，国内期刊发文总量为768篇，两者之比为13.04∶1，各高校药学论文高比例流向了国外期刊。对比2017至2019年与2014至2016年的数据，前一时段发文4 944篇，后一时段发文5 839篇，论文数量增幅明显（18.1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增量和增比都倾向于国际刊，各高校在国际刊上发文总数增加903篇，增幅为19.82%，在国内刊上发文总数减少8篇，降幅为0.02%。2014至2016年各高校92.15%的论文流向国际刊，2017至2019年93.49%的论文流向国际刊。

各高校在国际刊上不仅发文数量明显增加，而且增长集中在Q1区（711篇），增幅为32.84%。Q2区增加77篇，Q3区增加170篇，在Q4区发文减少了55篇，降幅为10.48%。以上数据表明，各高校的药学论文水平不断提高，论文来源期刊的分区情况持续向好。

2014至2016年间，Q1区→Q4区论文数量呈递增趋势。2017至2019年间，虽然还是Q4区论文数量最多，但Q2区论文数较前明显增加，在4个分区中占比第二。比较后一时段与前一时段发文篇数发现，Q1区增加10篇，增幅18.52%；Q2区增加44篇，增幅42.31%；Q3区和Q4区减少62篇，降幅21.83%，说明各高校发表的论文质量有所提高。

各高校在国内刊发表论文情况见表2。发表论文篇数最多的是北京大学。比较各高校2017至2019年与2014至2016年的合计数据，仅复旦大学的发文量有明显增加，增幅为55.93%；上海交通大学基本持平。复旦大学的增幅主要体现在Q1、Q2区论文数量显著增长，两区之和由24篇增至57篇，增幅为57.89%。其余高校在国内刊的发文总量较前均有所减少。

2014至2020年间，各高校在国内刊上共发表论文850篇。按照文献的被引频次降序排列，遴选出前10%的文献作为本研究的高被引论文。得到符合条件的高被引论文223篇(表3)，占国内期刊发文总量的26.24%，总被引频次2 410次，篇均被引频次10.81次。高于篇均被引频次均值以上的有4所高校，分别是北京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山大学。

发表高被引论文数量最多的高校是北京大学，期间共发表了76篇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955次，篇均被引频次12.57次。由表2和表3可见，北京大学的发文总量、高被引论文数量、被引频次总数和篇均被引频次均排名第一，说明北京大学发表的论文质量相对较高。

复旦大学发表高被引论文篇数（46篇）和被引频次总数（415次）均排名第二，但该校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为9.02次（<10.81次），在7所高校中仅排名第五。北京协和医学院虽然只发表了5篇高被引论文，在各高校中数量最少，但被引频次总数达到62次，因此，该校的篇均被引频次排名第二，说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高被引论文量少质优。

统计得到各高校在2014至2020年间发表的高被引论文TOP10，即每所高校被引频次最高的10篇论文。其中，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高被引论文只有5篇。因此，7所高校的高被引论文TOP10共计65篇（简称高被引论文TOP10），占发文总量的7.65%（65/850）。从文章类型统计结果看出，高被引论文TOP10以综述类文章为主，这与国际著名期刊上高被引论文以Reviews为主相符。将高被引论文TOP10按照被引频次字段降序排列，得到7所高校中被引频次最高的5篇论文（表4），北京大学占其中3篇；从发表年份来看，2014年的文献被引频次最高。

分别统计高被引论文TOP10的作者人数及机构数量，结果见表5。笔者注意到，复旦大学与中山大学合著的文章“Recent progress in drug delivery”，2019年发表在Acta Pharmaceutica Sinica B上，被引频次14次，该刊当年影响因子2.362。该文有14名作者、11个机构参与撰写。说明英文文献的作者人数和机构数量明显高于中文文献。有研究发现，多位研究者及多个研究机构共同开展学术活动，合著论文，有助于开拓思路、共享资源、解决复杂问题和扩大学术成果的传播范围。文献的作者人数和被引频次存在相关性，且协同合作产出的科研成果具有更高的影响力。

对各高校高被引论文TOP10的发表年份进行统计，发现引用2014年文献的最多，为21篇，次之是2015年18篇，再次是2016年9篇。引用2014至2016年的文献之和为48篇，占施引文献总数的73.85%，而引用2017至2020年所发表文献共17篇，占施引总数的比例仅为26.15%。原因可能在于论文从发表到被引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越早发表的文献累积引用次数可能越多。

（1）期刊分析：按照刊载高被引论文篇数进行降序排列，同种期刊按照发表年份升序分列，共涉及8种刊登1篇以上高被引TOP10论文的期刊。其余期刊均只刊载1篇高被引论文，期刊集中趋势并不明显，见表6。笔者发现4种期刊存在同种现象，例如，《现代生物医学进展》上刊登的2篇高被引论文均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现代应用药学》上的4篇高被引论文均来自浙江大学。该现象表明，有些研究者与某些期刊可能建立了认同感，形成了固定投稿的合作意愿。

（2）影响因子分析：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与期刊的影响力、期刊质量和论文质量有直接关联，是评价期刊学术影响力的重要依据。对刊载上述论文的期刊IF所在区间进行统计，发现多数期刊IF<1,共39篇，占60%，IF≥2的只有4篇，仅占6.15%，以中山大学发表在IF≥2的期刊上高被引论文数量最多（表7）。以上结果表明，我国药学类期刊IF整体偏低，笔者参考了中国药学会主办的18种药学类期刊的IF水平^[4]后认为，这与药学学科属性有一定关系。通过查阅《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5]发现，仅《分析化学》《中草药》《药学学报》《无机化学学报》4本药学类期刊入围“2020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名单”（4/175）。药学学科的国际影响力与我国其他优势学科相比，存在一定差距。IF值偏低也可能与文献被引用的滞后性有关，越早的文献被引用的累积概率越高。从表6可以看出，8种期刊中的5种其IF值随时间推移呈上升趋势，2种期刊只涉及当年数据，无可比性。

值得注意的是，复旦大学的高会乐和蒋新国发表在《药学学报》上的两篇论文：“肿瘤靶向递药新策略的研究进展”（2016）和“新型药物递释系统的研究进展”（2017），均入选高被引论文TOP10，前者综述目前已有的肿瘤靶向递药策略,认为环境响应性和主动靶向性仍然是肿瘤靶向领域的热点，研究更为灵敏和特异的响应性材料将显著改善现有纳米材料面临的问题。后者对目前热点关注的新型递药系统进行综述,认为新型药物递释系统对提高药物的治疗效果、降低毒副反应具有重要作用,是药剂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两篇文章在研究内容上具有延续性，关注药剂学和材料学领域的热点，为研究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尽管自2016年起有关部门相继出台政策，但由于未建立起客观可度量的论文生产和评价生态体系，论文外流现象一时难以改变。从国家利益看，我国重要机构和重要学术创新成果在国外期刊首发，难以第一时间服务于我国的科技创新，科研人员难以及时获取信息和实现成果转化。外流论文中不少是国家资助的基金论文，作者甚至是重要科研工作的主要参与者，外流论文的“带出”效应，存在国家安全利益隐患^[6]。科研人员应当尽快转变观念，优先考虑将具有自主创新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我国高水平科技期刊上。实际上真正有创新的、高质量的研究论文，无论发表在国际刊，还是国内刊上，都会在世界范围被快速传播和引用，也会被国内和国际科技界公认。1965年9月，我国完成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结晶，有力地证明了蛋白质的一级结构决定其高级结构的科学论断。这是蛋白质合成和蛋白质结构与功能关系研究中的重大发现。次年，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化学通报》上，被世界各国争相引用和转载^[7]。眼下的中国科技期刊还无法及时、有效地吸引大量的高水平科技论文，但我们必须不断调整反映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与科技生态形成的互融共生关系，促进科技界与科技期刊界的生态融合。

在加强药学学科建设方面，应不断进行科研评价体系的优化，将考核和绩效评价的重点放在论文等科研成果的学术影响力而非数量上。通过不断加深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方式，让研究人员接触国际前沿的科研思潮，开启科研新思路，找到全新的突破点，提升科研队伍水平和研究成果的质量^[8]。

在评价机制方面，应当尽快建立我国的科技评价体系，这是中国科技期刊界的使命与机遇。随着“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深入推进，一批国内优秀期刊获得国家大力扶持，我国科技期刊的影响力将明显提升，科研评价导向也将随之发生转变。治理“唯SCI”乱象，并不是“去SCI”，而是各级单位应鼓励作者在国内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论文。同时，健全科学的人才分类评价体系，解决评价标准“一刀切”问题。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要善于在全球话语体系中与强手同台对话，不断增强国际科学舞台的显示度，积极倡导其发表论文，争夺国际话语权^[6]；从事应用研究的人员，可以“不唯论文”，根据岗位性质做好科学研究。

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是我国加速科技创新、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需要，更是深入推进产教研结合战略的重要抓手。发挥双一流高校对科技创新建设的引领作用，全面优化高校科研布局。首先，要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产业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的完整创新链，形成全面系统的高校创新体系；其次，要鼓励高校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科技的探索，提升原创能力，推动高校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国防建设发展实际需求相结合，深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深化校地合作，引导和鼓励高校主动服务地方和军队发展，为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乃至未来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持续推进企业、产业和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9]。